经堂教育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推荐阅读★
经堂教育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平凉回坊
先贤胡登洲早年学习汉文和儒学，年过五旬时，得阿拉伯贡使指点，征集西方伊斯兰教经书，潜心学习经史百家，赴麦加朝觐归国，途中，游历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考察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状况。归国后深感“经文匮乏，学人寥落，即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慨然以发扬正道为已任，立志兴学”。开始在自己家中设招收门徒，后转移至清真寺内，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免费招收学员，讲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经典，用经堂语，即古汉语、阿语、波斯语单词混合而成的独特表达形式，口译和讲解伊斯兰经典，并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形式、考核、毕业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制度，奠定了中国经堂教育的基础。
胡太师之后，其亲传弟子和再传弟了们将经堂教育制度进一步加以发展完善。到了清代，经堂教育遍布中国东西南北各地，并逐渐形成了陕西学派和山东学派。陕西学派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北各省及河南、安徽、江苏、云南等省，此学派注重“认主学”、《古兰经》注，不学汉文，提倡“精而专”；山东派遍及山东、河北及东北各省，此派提倡阿、汉、波并重，注重“博而熟”。此后，本属陕西学派的云南，经马复初阿訇吸收陕西、山东两学派的优点和长处，改良经堂教育，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云南学派，提倡阿、汉经书并授、兼学波斯文、“诸科分进”的教学方针，极大地推进了经堂教育的发展。
由于经堂教育的倡兴，“吴、楚、燕、齐之彦，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焉。”于是，“学人寥落”的状况开始扭转，“传译不明”的忧虑得到解，“阐扬无自”的苦恼有所减轻，“经文匮乏”的困难正在逐步解决。经堂教育倡兴至今，培养和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一代又一代“阿訇”、“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成为400多年来振兴和弘扬伊斯兰文化、维护教门本色不变而前赴后继的中坚。同时，也正是经堂教育的倡兴和发展，为汉文译著、以儒诠经活动的开展奠定了人才条件，为伊斯兰教的学说化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
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说化是伊斯兰经籍译释，即“经学”的产生为标志的。李兴华先生提出，伊斯兰经籍译释没有专一的形式，口头语言、动作示范、暗示提示、书面形式都有。就书面形式而言，既有汉文写成的“汉经”，也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写成的经书。有的著述，为了拒绝汉语世界对之阅读，还采用阿、波文交叉写成，三是汉文译著经学，即指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伊斯兰学者用汉文对伊斯兰原文（主要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籍的译释。
与经堂经学不同，汉文译著经学或者整本全译，或者是围绕一个主题，在几部或几十部有关原文经籍中“提供大纲，撮其紧要”，进行意译、编译、“借文转译”，翻译时都须做到“训文解字，必摹对推敲，使两义恰合，然后下笔。”就诠释这一侧面而论，经堂释经讲求简明扼要，只要授者当下解释清楚、受者当下听得明白就行，而译著诠释经典，往往须“援引诸家”，对译出的经文特别是关系基本教旨的经文，进行多方面、多体例的注释。如刘智的《天文典礼》，在正文外，有解、大注、小注、实义、广义、考证、集鉴、问答、附论等九种注释体例，“集鉴、考证儒者之语，余皆天方各经传中采辑而成”。译经、释经大多数被刻版印刷，公诸于世，不分教内教外、经生非经生，凡知汉文者皆幸阅读，这也是与经堂译经解经的不同之处。
由经堂教育初步形成、经汉文译著发展成熟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即伊斯兰教义学），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已摆脱了“礼俗”层面的局限而跃迁为“学理”的阶段，完成了学说化的过程。中国伊斯兰教学说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不仅仅表现为经堂教育和译著译经释经中采用汉语和汉文，更重要的也是带有根本性意义的是，经学大师们大胆地、积极地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译经、释经中以中国传统思想阐明伊斯兰学理，以当时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宋明理学的架构来创建伊斯兰教义学的体系，使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与中国大环境的整体文化氛围相适应，使伊斯兰具有了明显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从而也使得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获得了理论的根基，从低谷走上勃兴之道。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从经堂教育倡兴到汉文译著译经释经发展的明清之际，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
即使在今天，经堂教育仍是中国伊斯兰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